1964年10月15日深夜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进入倒计时。 新疆罗布泊这夜乌云密布。没了星光，本就坑洼不平的戈壁滩更是漆黑一片，寸步难行。 “一二一，一二一……”万籁寂静中，竟响起阵阵口号声。只见三人胳膊紧挽，排成一行，跟着口号一齐迈步。中间一人怀中护着一个木匣子，他们全神贯注，生怕摔倒磕碰。 次日15时，随着一声巨响，巨大的蘑菇云在罗布泊腾空而起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！ 许多年后，人们才知晓三人的姓名和这段往事。怀中护匣的人名为陶瑞滨，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——国营二二一厂的保卫部一员。两侧为核武器专家胡仁宇、赖祖武。 这夜的徒步远行，是为了将装有原子弹的关键部件——中子源的木匣子，送到一公里外的爆心铁塔。这枚只有乒乓球大小的小球，是原子弹的点火装置，俗称 “核火柴”。 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就连上海公安系统都不知道这位民警曾隐姓埋名参与 “两弹” 伟业。直到徐汇公安分局警史馆筹建、征集史料，陶瑞滨的这段尘封功勋，才被家乡公安发现。 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2周年纪念日之际，记者在徐汇公安分局警史馆见到陶瑞滨，94岁高龄的陶老回忆往昔，脊梁挺得笔直，话语掷地有声，眼神坚毅明亮。 从上海滩到金银滩 陶瑞滨1932年生于上海崇明，1951年参加公安工作后，曾任徐汇分局经文保科科员、业务组长等职。 1964年春节后，组织突然通知他调动。“要去哪里？做什么？”陶瑞滨的接连追问没有得到回答。领导只说，中央组织部、公安部、第二机械工业部联合调干工作组审阅档案后，点名要他去。 这年，陶瑞滨两个女儿大的才4岁、小的刚2岁，父母年事已高。“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，我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。”陶瑞滨说。 临近出发，陶瑞滨才逐渐知晓，目的地是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金银滩。 听闻被调去大西北，同事宋德祥惊讶不已——陶瑞滨工作很出色，连续被评为徐汇区政法系统先进工作者、上海市公安局先进工作者，“怎么会被'发配'到劳改犯去的地方”？ “你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？”妻子急得落下眼泪。“以后你会知道的。”碍于严格的保密纪律，陶瑞滨只说了这么一句。 陶瑞滨（左）前往青海前与同事在徐汇分局门口的合影。徐汇公安分局供图 陶瑞滨当年的全家福。徐汇公安分局供图 3月23日，陶瑞滨一行人告别上海，向西而行。 这一年，和陶瑞滨一样响应国家号召、奔赴金银滩的年轻人数以万计，他们是各地的科研人员、技术工人和生产者，前来投入研制原子弹的 “大会战”。 上世纪50年代，面对西方的核垄断与核讹诈，中共中央做出了建立我国核工业的战略决策。随后，根据地质、地貌、水文等因素，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落地金银滩。高原草原之上，二二一基地建设全面铺开，新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大幕徐徐拉开。 虽然思想上做了准备，但金银滩的艰苦程度还是超出了想象。 往日历历似如昨。陶瑞滨说，当时首先碰到的问题是高原反应气喘不上来，头又疼又晕，“晚上睡觉时，感觉天在动、地在摇”。 吃也是难题。水烧不开，米饭蒸不熟，直硌牙齿，新鲜蔬菜奇缺，粉丝、土豆、大白菜煮成一碗大锅菜最常用来裹腹。“漫天风沙一过，就是一碗灰尘盖浇饭。”陶瑞滨打趣道。 冬天的金银滩更是难捱，狂风怒号，飞沙走石，气温最低可降到零下30摄氏度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陶瑞滨咬着牙开始了核武器研制的安全保卫工作。 “搞原子弹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过的，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。组织既然把我挑来了，我就要好好干！” 基地的安全保卫保密工作要做好。爆轰试验时，陶瑞滨要检查试验场内外，防止牧民、牛羊误入场内。拉响三次警报后，撤到10公里外，保持安全距离。 核产品研发现场的安全保卫保密工作他也要负责。穿上工作服、白大褂，戴上特质口罩、防护眼镜，手上套上薄膜、戴上纱手套……陶瑞滨要到真正的一线去，与设计部、试验部、生产部科研人员跟班作业。 陶瑞滨（中间）在青海核基地留影。徐汇公安分局供图 陶瑞滨国营二二一厂工作证。周昱帆 摄 漫长的一公里 1964年6月6日，原子弹全尺寸爆轰模拟试验成功进行。这是首次核爆炸前的综合检验，试验结果达到了预先的设想。这预示着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已成功在望。 1964年7月30日，一支有陶瑞滨在内、由87人组成的北京第九作业队成立，为原子弹起爆做测试等准备工作。登上承载着特殊使命、由周恩来总理特批的国家一级专列，队伍离开了金银滩，一路朝着新疆罗布泊驶去。 陶瑞滨直直地坐在卧铺床边，他的任务，便是护送原子弹的中子源，这一最核心、也最危险的部件之一。中子源怕水、怕震、怕磕碰。护送时，要用海绵层层包裹，放进矮笔筒一样的小匣子里，装进皮箱，最后锁进保险柜。近2000公里的路程，陶瑞滨把保险柜放在列车卧铺下，自己守在卧铺上，一刻不离。 8月3日凌晨，火车停了，新疆大河沿火车站到了。一行人又转乘汽车，翻过天山，经过国家试验场司令部，向罗布泊中心地带开进。 茫茫